艾玛，生于七十年代初，湖南澧县人。法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签约作家，现居青岛。年开始小说创作，在《黄河文学》《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上海文学》《中国作家》《芙蓉》等杂志发表小说六十余万字，有多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获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奖、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白日梦》《浮生记》；长篇小说《四季录》。曾在《当代》年4期发表中篇小说《白鸭》。
小马过河
文丨艾玛
我和平结婚7年，没有孩子，也似乎没有人们常说的所谓七年之痒的问题，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静。我们常常一起出去吃饭，偶尔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一年中也会有那么一两次短途旅行——我和平都不喜欢坐飞机，所以我们能去的地方都不太远。平是律师，而我这辈子还没有从事过任何朝九晚五的工作。是的，你可以说我是家庭主妇，我打扫房间，洗衣做饭，去超市购买一个家庭所需的一切日常用品。但这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偶尔我写写小说，乡村、爱情、婚恋、谋杀，甚至职场……题材多样。可以说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我是个多面手。我和平算不上有钱，但也无需为衣食住行、一日三餐操劳，当然我们也从不敢因此就让自己闲着。
有一年的5月，天气似乎比往年要暖和一些，只是到月中，山里的樱桃就都红了。一天，我和平应邀参加了一位朋友在他的山间别墅里举行的樱桃品尝会。我们的这位朋友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经营一家进出口齿科材料的公司。朋友别墅的后院里，一棵栽种了7年的拉宾斯樱桃树硕果累累，就像挂了满树的深红色玛瑙。我和平，朋友和他新娶的唱茂腔青衣的年轻妻子，还有一位肤色健康的中年旅行家，我们五个人坐在缀满了红玛瑙的樱桃树下喝茶、吃樱桃聊天。樱桃非常甜，肉脆而多汁。两位穿着白色制服的厨师在院子的另一边忙着我们的晚餐，两只烤乳羊，是旅行家刚从内蒙古大草原上带回来的。
我们的朋友非常健谈，而且很能调动气氛。尽管我和平与旅行家是第一次见面，但在朋友巧妙的插科打诨下，我们和旅行家之间很快就消除了陌生感。旅行家去过很多国家，每当他谈到某个国家的时候，我和平首先想起来的会是一幅世界地图，然后是这幅地图上某个大概位置上的一小块地方。我用沾了茶水的手指在桌子上画出那些地方，平偶尔也用沾了茶水的手指修正我。对于像我和平这种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来说，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这样，我和平喝着茶，吃着樱桃，坐在朋友的后院里兴致勃勃地跟着旅行家去了这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后来，我问旅行家哪个国家最令他难忘，旅行家想也没想就说，图瓦卢。
朋友夫妻俩也没有去过这个国家，甚至跟我们一样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所以当旅行家说图瓦卢时，我们四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哪里？
旅行家将两只结实的胳膊抱在胸前，冲我们点了点头，说，图、瓦、卢！
旅行家是在3年前去的图瓦卢。那一年年底，旅行家结束了他的南极之行回到上海休整。那时旅行家的女友还是个上海人。有天早上，旅行家坐在女友位于27层高楼的公寓里，沐着隔窗照进来的暖暖阳光翻看当期的《国家地理》杂志。这一期的《国家地理》上刊登了旅行家拍摄的几张南极冰原的照片，编辑说过会对照片做适度的裁剪。旅行家打开杂志看了看，觉得编辑的处理还能接受，他的心情一下轻松起来。旅行家的女友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早早就出门上班去了，房间里非常安静，楼下的车水马龙似乎都被消了音。旅行家为自己泡了杯咖啡，走到窗前的沙发上躺下来，并随手打开了电视机。旅行家本想调到体育频道看他喜欢的篮球赛，但电视里出来的一个肤色棕黑的中年男子吸引了他。这个男人西装革履，可是神情却无比悲伤，他站在一个话筒前，手里攥着一沓稿纸，有那么一段时间，男人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沉默带给现场的压抑感连躺在沙发上的旅行家都感受到了。旅行家坐了起来，专注地看着这个电视里的男人。终于，男人把稿纸放下，看着镜头用英语说道：
“今天早上醒来时，我哭了。作为一个成年人，这很难启齿，但我的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诸位手中……”
旅行家看电视下方的滚动字幕，才知道电视里正在召开全球气候大会，各国代表齐聚一堂，讨论如何应对全球变暖的问题。这个神情悲伤的男人，是地球上地势最低的国家、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代表费里，费里要求大会通过一份有约束性的协议，保证到年时全球平均温度升幅少于1.5摄氏度，以免他的国家因气候变暖、冰川融化而遭受灭顶之灾。
费里的悲伤令旅行家动容。接下来的几天，旅行家都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最后，气候大会通过的协议是将全球气温的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显然，这已超过了图瓦卢所能承受的限度。全世界共同抛弃了图瓦卢。可怜的费里！这晚临睡前，旅行家和女友谈到了图瓦卢和这个2摄氏度。女友说，真不幸……她拍了拍旅行家，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沉沉睡去。旅行家却睡不着，他仿佛看到镜头里的南极冰原融化成了另一个海洋，正向图瓦卢奔涌而去……他躺在女友宽大柔软的床上，感到了异常的沮丧。在一个人的旅行中，旅行家时常会有这种沮丧的感觉，他到过那么多的地方，哪一个地方没有一两件可怕的往事？历史总是以令人困惑的方式一遍遍重演，那些在不同年代里留下来的万人坑、战争遗址、大屠杀遗址几乎遍布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可以说，时光在每块土地上都留下了一个幽深的黑洞……旅行家常常觉得自己不过是行走在一段段的时光里，每一段时光之间都是鸿沟。有时候，旅行家晒着陌生地方的安宁祥和的太阳，想到人之不可解析不可捉摸，心里就陡生悲凉。
旅行家决定去看看图瓦卢。
旅行家花了两天时间，从上海飞到斐济，然后从斐济飞到图瓦卢。图瓦卢比旅行家想象的还要小，飞机场也是条公路，只能降落像萨博这样的小型飞机。每当飞机降落的时候，全国的人都会跑来围观。一群结实得像海豹似的少年将旅行家领到当地一位妇女开的家庭旅馆，这位妇女叫翠薇亚娜。翠薇亚娜的房子建在几根粗笨的柱子上，旅行家的房间下面就是翠薇亚娜的猪圈，涨潮的时候，海浪像辆巨大而笨重的汽车轰轰地开过来，在猪的嗷嗷叫唤中穿房而去，直扑岛的另一边……旅行家像翠薇亚娜那样闭上眼睛，跪坐在一张用棕榈叶编就的席子上，耐心而安静地等待潮水退下去。翠薇亚娜告诉旅行家，她小的时候，小岛要比现在宽很多，每回去海边，她都要穿过一大片椰林，还有那些开在低洼处的芋田。而现在，海，蔚蓝的大海已涌到了她的窗前。翠薇亚娜对旅行家说：“海水淹没芋田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要孩子了。”翠薇亚娜表情木然地叹道，现在看来我是对的。她交代旅行家：晚上不要出门，小心掉进海里。
旅行家在图瓦卢待了两天，他从未像这次旅行中这样沉默。他走遍整个图瓦卢，几乎没有跟当地人交谈过——他跟他们说什么好呢？在日益逼近的大海面前，旅行家变得跟当地人一样茫然。当下一班飞机降落到岛上时，旅行家竟不由自主地跟在当地人身后向机场跑去，他跑到半路上，猛然回过神来，那架飞机，除了会带来几个像他这样的好奇的观光客外，什么也不会带来……旅行家停下脚步，羞愧满面。他回到翠薇亚娜的小屋，收拾好行李，飞快地离开了图瓦卢。
旅行家看着我们，有些疲惫地说：“可是后来我常常做一些奇怪的梦，我总是梦见自己睡在一片漂浮在海水中的树叶上……”
我们的朋友年轻时攻读过心理学学位，他笑着对旅行家说：“那是因为你在梦里把自己变成了图瓦卢人。”
朋友的年轻妻子点头表示赞成。朋友的妻子是茂腔剧的传人，她讲了她头一次登台唱茂腔名剧《罗衫记》的感受，那大约是七八年前的事情。朋友的妻子扮演的是《罗衫记》里的郑月素，郑月素随夫赴任，路遇水贼，家破人亡。朋友的妻子说，她读剧本的时候，一切都很平常，不过是个故事而已。可是当她到了台上，演到丈夫被水贼推到河里的那一段，她竟哭得肝肠寸断，晕厥在地。那时候她才17岁，根本没有丈夫，甚至连恋人都还没有。忆及当初，朋友的妻子一只手做兰花状掩在腮边，一只手抬到胸前似托着水袖。她低头笑道，哎呀，那时候，可真傻！
我们的朋友总结说，入戏太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而淘汰，不过是人生的常态。他以他最熟悉的东西，牙齿为例，说人最初没有牙齿，后来会长出乳牙，乳牙会被新长出的牙齿取代，这些后来长出来的牙齿最后会被假牙取代，当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淘汰的时候，人生也就走到了尽头。我们的朋友微微一笑摊开双手，说，图瓦卢，就是人类被逐渐升温的气候淘汰的一颗牙齿。
我的丈夫平一直是个出色的听众，他只有在法庭上才会口若悬河。平带着一种陷入沉思的表情说，这很无情，很早以前，我就听说过一个“谁也不救”理论。
谁也不救理论？
是的，谁也不救！平说，一位西方的经济学家曾把穷国和富国都比喻为漂在大海上的救生艇，当那些管理不善的穷国发生沉没的危险时，经济学家认为富国最正确的做法就是谁也不救。
这是我头一次听平提到这个荒谬的理论，于是我非常惊讶地问道，当富国对穷国的沉没负有责任时，也不救吗？
可不是嘛！旅行家愤愤地说，就像图瓦卢，人人都对气候变暖负有责任，可是无人因此而为图瓦卢做点什么。
平叹了一口气，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说亲爱的，集体负责，常常意味着没人负责。
可悲的图瓦卢！我们的朋友感叹道。他看着旅行家问道，你见过非洲角马迁徙吗？
旅行家点了点头。
我们的朋友说，那还是十多年前，他去肯尼亚碰巧看见过，角马群过河觅食的时候，成年的马会逼着小马和大家一起从有鳄鱼的水域经过，不准小马选择安全的浅滩，因为那些没有鳄鱼的浅滩只有在特别干旱的年份里才有，小马必须面对凶险，它们不能指望得到成年马群的特别照顾，要想活下去，只有成功地跳到河对岸……
旅行家补充说，是的，角马迁徙的场面令人震撼。
我们的朋友把身体重重地靠在椅背上，将十指都插进灰白的头发里往后捋了捋。朋友说，每匹马似乎都明白一个道理，决不能因为有小马被鳄鱼咬住就停下脚步。他伸出两根手指在空中挠了挠，说：“马群踩着被小马的鲜血染红的河水，就那样往河对岸狂奔……”他停下来，摇摇头，把手放了下来。
一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朋友的妻子捧起了桌子中央那篮刚摘下来的樱桃，依次递给我们。朋友的妻子调皮地说，好了好了，就当图瓦卢人是没能过河的小马，他们掉进了鳄鱼的嘴中，我们呢，顺利跃过河岸，来，多吃点樱桃以示庆贺吧！
我们的朋友也挥了挥手说道，是的，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吧，不用为图瓦卢人担心，没准他们可以适应水下的生活，长出鳃来呢。
我们都被他这个有趣的想法逗笑了。
这时厨师开始给我们上烤乳羊和红酒，还有蒜香烤青口、清蒸花蛤和海红。美味的食物转移了我们的话题，我们就像约好了似的，直到聚会结束也没人再提图瓦卢。旅行家也一样。
其实就在那一年，平和我已经在计划要个孩子了。聚会过后，我们还是按原先与医生约定的时间去做了全面体检，我和平的健康状况良好。但是，不知不觉地，我们要孩子的计划又被拖了下来。有时候我们是被手头上的工作给耽误了，作为一名律师，平有时候会很忙，而我偶尔也凑巧有部新书要写。有时候，我们又有别的什么事不得不先做。有时候呢，什么事也没有，我们却又没有心情行此事……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总有。光阴荏苒，眨眼我们年过四十，精力大不如从前，平的血压开始高了，而我从镜中看到的自己，也正在一年年老去。至于那个计划中的孩子……有天我看着镜中的自己，突然想起了在那天的聚会上，旅行家提到的翠微亚娜。翠微亚娜说：“海水淹到芋田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要孩子了。”而我也清醒地预感到，倘若没有什么特别确定的措施，我和平要个孩子的计划可能也会付之东流。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像被一只小手、一只孩子的柔软小手揪紧了。
从那一天开始，我特别地留意起孩子来。他们坐在超市的购物车上东张西望的样子，他们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受惊的小鹿般仓皇穿过马路的样子，还有他们在小区的广场上玩耍、尖叫时的样子，常常会令我心跳加速，呼吸不畅。天啊，在这个一切都在狂飙突进，就连汽车都跑得又粗鲁又疯狂的时代，他们显得是多么娇弱啊！我真想把他们每一个都拥进怀里，每一个！我知道自己只需要下一个决心……好像那个孩子，我和平计划中的那个孩子，就藏身于我们生活中的某处，只要我们热切地一声呼唤，他，或者是她，就会咯咯笑着跑出来与我们相会……为此我变得那么紧张，常常辗转反侧，彻夜不眠。即便是如此，我和平也依然没能下定这个决心。平再次忙起来，他接受了一位倒霉的父亲的委托，开始打一场注定会旷日持久的官司。这位悲情父亲的第一个孩子遇到劣质奶粉，患了结石，第二个孩子遇到的是假疫苗……在我们的国家，这位父亲和他孩子的遭遇广为人知。而我，则开始动手写一篇新小说。
我在我的新小说里，写到了旅行家。那次聚会过后，山里的樱桃又熟了好几回，我和平都没有再和朋友夫妻俩联系过，他们也没再向我们发出邀请。那棵拉宾斯樱桃树下，也许年年都坐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应该会有完全不同的话题。我在动手写这个小说前，犹豫过要不要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我想也许可以从他那里知道些旅行家的消息。我犹豫了一段时间，放弃了这个打算。小说写得还算顺利，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样，写东西就跟做张桌子一样难，因为所用的材质都坚硬——可做张桌子到底又能难到哪里去？小说写出来后，很快就发表了。我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将旅行家的故事做了修改，在小说里，全球气候大会一致通过了将温度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的协议，海水慢慢从翠微亚娜的窗前退去，将她的芋田交还给了她。她的孩子们——在小说中我让她生了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结实、漂亮，有着特别纯真而快乐的笑容，他们用椰子树花梗的汁液酿酒，教旅行家下海捕鱼，用珊瑚的形状、颜色预测旅行家的爱情……旅行家因此得到了很多非同一般的人生体验。与以往不同的是，写这篇小说时我并不觉得自己虚构了什么，我坚信这一切就是生活向着虚空的真实延伸……是的，我得承认，我过分利用了一个作家的自由，就好比一个自告奋勇的家伙，他披挂整齐，威风凛凛地打马上阵，可等到了阵前，结果却只是虚晃一枪了事。可是，小说写完后，我个人获益匪浅。当然我不是在说稿费，也不是在说名声。这你懂的。
平继续打他的官司，而我，继续写着。写完旅行家的故事后，我的世界好像突然大了，它变得富有弹性，似乎可以任由我将它向四周拉伸。我在我的新书里写到了我早已去世的母亲，虽然我从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他去了哪里，但童年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也算得上平安快乐，尽管不乏艰辛，我很知足，因而从不追问。母亲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蜕变成了一个无助的羞涩的孩子。我在书中详细地描写了我为她清洗时的情景……她拉到了床上，弄得到处都是屎尿。我把她的衣服脱光，双手叉在她的腋窝下，将她赤条条地举到浴室去——那时候她已变得跟个婴儿一样轻。我甚至仔细描写了浴室中的一把椅子，是一把竹椅子，我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我一眼就相中了它。母亲赤裸着坐在椅子上，脸上带了点羞涩的笑，我调好水温，用淋浴花洒喷头为她清洗时她会竭尽所能地配合我，将头偏一偏，或是努力将那只还能动一动的胳膊抬起来。我给母亲清洗完，用浴巾把她包裹起来抱到另一张干净的床上去，然后我在她干瘪的屁股、皱巴巴的腋窝还有大腿根部扑上婴儿爽身粉。做完这一切，我常常会轻轻拍拍母亲因为衰老而走样的脸，说：“再拉到床上，我会打屁股哦。”母亲缩在干净的被子里，一句话不说，只是羞涩地笑着，都不好意思朝我看。当然，我在书中也没有回避那些会令我难为情的细节，母亲再次弄脏自己和床单时我陡然而生的厌恶心情，有那么几次，我甚至盼望她早点死去……还有那把椅子，当时我相中它不是因为它坐起来比较舒服，而是因为它的坐板上正好缺了两根竹条，可以方便冲洗……不管怎样，我还是很庆幸自己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敷衍了事地把母亲送到那些管理不善的养老机构去。在母亲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一段旅程里，我坚持为她做了这些。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我，正是我帮助母亲比较体面地实现了向人生另一岸的成功一跃，其实仔细想想，又何尝不是母亲在帮我？
写完新书后的一天，我去超市采购。在距我家两条街道之远的地方，有家日本人开的超市生意十分红火。超市开张的头两年，门可罗雀，多年前日本人端着刺刀进入这个城市的情景大家都还依稀记得。正像旅行家所说的那样，每段时光之间都是鸿沟，人们匆忙活着，慢慢将带血的往事深埋沟中。而那些谦卑的日本人做起生意来也很有一套，他们不停地鞠躬，渐渐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近几年来，我也总是在这家超市采购食品。
就在我拿起一罐有降血压功能的燕麦片时，突然感觉到似乎有人正在不远处打量我。我扭过头去，在货架的另一头，旅行家手推购物车正站在那儿朝我张望，见我看他，他笑着冲我招了招手。
我很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会这样出现。我们相互打了个会意的手势，各自推着小车，越过拥挤的货架和人群，来到收银台前一块较为空旷的地方碰头。
旅行家对我说，你一点也没有变。
怎么可能？我笑道。
他可是比以前显得老了些，额头上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M型发线，但行动依然敏捷，体格看上去也还结实健壮。我问他近来可好，有没有去新的地方旅行。旅行家告诉我，他结了婚，和一个我们本市的女孩。前几年他一直在外边跑来跑去，汶川地震后他在灾区待了两年多，帮当地人找水、建房。他和他的妻子也是在那边认识的。
她是一个心理康复师……一个微笑在旅行家的嘴角荡漾开来，他微微偏着头，有那么几秒钟，他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好向我进一步介绍她。过了一会儿，他笑着摇摇头，简单说道：她很勇敢。
真好！我说。
“我们有了个孩子，8个多月大，近来我一直待在家里。”旅行家说。至于以后还会不会出去，他笑了笑说现在还真说不好。
我这才注意到他手推车里有几罐进口婴儿奶粉，还有两大包纸尿裤。当他问起我和平过得怎么样时，我简单地回答一切都还好。事实也是如此，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我和平仍然在一起，也仍然没有孩子……时间似乎只是白白地从我们的生活里流了过去。我看着旅行家手推车里的婴儿奶粉和纸尿裤，突然有些惆怅起来。那个孩子，那个听从我和平的怯懦的安排，一直乖乖隐身于我们生活中某个角落的孩子，他会不会等得不耐烦呢？
我写完那篇关于旅行家的小说后，常常很纠结地想，如果有一天碰到旅行家，我要不要跟他说说我那篇小说呢？如果要说，我又该如何说起？我篡改了他的故事，他会不会介意？等我真的站到了他的面前，才知道这纠结真是多此一举。
于是我只是问他，那个梦，还做吗？
旅行家一时有些困惑。我做了个波涛起伏的手势，说就是那个梦见自己睡在一片树叶上的梦？
哦！旅行家笑了，他说，要想不做睡在一片树叶上的梦，那就只有真的睡到一片树叶上面去。
这句话听上去像个玩笑，可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回家的路上，在马路边等红绿灯的一刻，我突然想起来，无论是我还是旅行家，谁都没有提到那位请我们去吃樱桃的健谈的朋友，还有他那娇媚的唱茂腔青衣的年轻妻子。那次聚会过后，旅行家和他们还有联系吗？他们还好吗？到现在我都不得而知。不过我想，无论如何，他们至少应该都还活着吧。生而在世，我们都不得不这样，尽自己所能，活着。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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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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